佛教寺院金融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人或头领的角色，但唐中叶后的会社中，宗教性活动的内容减少，僧侣的名字也越来越少见，而 经济、社会等世俗性活动的内容增多，越来越具有后代盛行于后世的资金互助协会，亦称 “合 会”的性质。日本的那波利贞教授将这种现象解释成 9 世纪和 10 世纪之间世俗利益兴起的象征， 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明随着世俗利益的兴起，因宗教热产生的会社组织正越来越担负起世俗商业 活动的角色。而商业活动的跨血缘、地缘性质正与佛教突破血缘、地缘关系限制，主张无限的慈 悲之心的性质相合。柯林斯认为，“人类在民间资本主义出现前，有过一个宗教资本主义阶段。 而正是宗教资本主义，奠定了民间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诚哉斯言!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情况下僧侣也是这些会社中的一员，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开会的地点还是 在寺院，这反映了资金互助协会与宗教的关系，即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实现结社成员的同心同 德，降低管理成本。 

       资金互助协会毫无传统血缘关系的无偿帮助色彩，而渗透了浓厚的跨血缘、地缘的市场色 彩，这与佛教要求突破血缘、地缘关系限制，主张无限的慈悲之心的性质是相合的。民国学者王 宗培在 《中国之合会》中明白指出了合会与佛教的关系，认为是中古时期从印度引进过来的， 此为佛教寺院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贡献。 

       谢和耐指出，“某些佛教寺院的粮食财产使它们不仅可以得到为自己服务的奴婢，同时也使 定居于寺院附近的良民保持一种长期的从属地位。质言之，文献中从未谈到过那些最为富裕的宗 教机构在中国起过大型农业银行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得不说，某些大寺庙在当时的某 些地区产生着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① 

        总之，金融业的五大基本业务———存、贷、保 ( 管) 、汇、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寺院金 融中已具雏形，奠定了后世金融机构的基础。寺院 “寺库”作为中国金融史上最早的大规模从 事多种类业务的金融机构，不仅业务种类齐全，规模庞大，而且借贷范围广阔而深入，开后世典 当业、存钱保管业、汇兑业、拍卖业等先河，是明清当铺、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的祖师爷。

二、寺院金融的衰败与宋元明清金融业的大发展 

       唐中叶后，随着庄园经济的衰落，小农经济的复兴，佛教热也出现降温的趋势，并带来了寺 院金融的衰落。一方面，寺院吸引社会资本的能力下降。谢和耐指出， “自从玄宗皇帝执政以 来，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对佛教充满虔诚了，我们再也不会发现那种全面地献身于佛教的事业、极 其丰盛的供物和从事建筑的热忱了。而这一切正是北魏末年、6 世纪上半叶、武后入主朝政年 间、7 世纪末和 8 世纪初年的特点。”② 另一方面，规范借款人的能力也在下降。《太平广记》中 记录了唐中叶后不少世俗人士向寺院借贷而忘记归还最终遭到报应的故事，③ 《佛祖统记》则记 载了不少出家人向常住物借贷忘了归还而下了地狱的故事。④ 受过专业佛学教育的僧人尚且如 此，更遑论一般普罗大众了。

      寺院金融走向衰败的同时，中国本土金融却在快速的复兴当中。后者不仅向寺院金融学习其 通过质押、抵押降低借贷风险的技术，还在保持传统的依靠血缘、皇家律法建立商业信用的基础

①  谢和耐: 《中国 5 － 10 世纪的寺院经济》，第 177 － 178 页。 ②同上，第 245 页。 ③《太平广记》卷 434: “河内崔守”条记载，贞元中，“崔君贪且刻，河内人苦之。常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 数镒，而竟不酬直。” ④《佛祖统记》卷 39 载: “相州沙门道明亡。同房僧玄绪暮行野间，忽见伽蓝，往投之，遇道明不异平 生。……答曰，此是地狱。吾为取僧一束柴煮染，忘不赔偿，当一年然足受罪。……公幸为我买柴百束赔 还常住，并写法华经一部，可得免苦。绪许之，归寺依言为辨。重往寻寺寂无所见。”

上，向寺院金融学习其利用宗教信用纽带建立商业信用的做法，结果大大提高了竞争优势，推动 了宋元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大发展。这正应了柯林斯的话: 没有宗教资本主义的兴起，就不会有 后来的民间资本主义的出现，毕竟前者为后者的发展积累了技术和伦理的基础，而没有宗教资本 主义的倒下，民间资本主义也不会成长、发展，当前者吸收了社会的大量资源时，后者无论如何 是发展不起来的。① 

        具体而言，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以世俗金融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的奠基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两 方面: 

        1. 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降低风险的技术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信用放款方面 一是尽量增加 ( 质) 抵押贷款的比重以规避风险。根据霍存福先生的不完全统计，唐五代 时期 ( 包括吐蕃占领敦煌时期) 的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76 个借贷契约中，共有 41 个契包含 了 “听掣家资杂物”的条款的契约。② 可见，“听掣家资杂物”是当时契约中的一个普遍约定。 

         如牵掣 “家资”尚不足赔偿债权人债务，则需借款人 “役身折酬”。尽管唐以后的法律禁止 以良人为奴质债，如 《唐律疏议》卷二六 《杂律》: “诸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者，各减自相卖 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减一等。”《庆元条法事类》卷八十杂门杂赦也规定: “诸以债负质当人 口 ( 虚立人力、女使雇契同) ，杖一百，人放逐便，钱物不追。情重者奏裁。”③ 但在实际社会 生活中，良人 “役身折酬”的情况仍很普遍。张晋藩在 《清代民法综论》中指出，“实际生活中 双方通过契约形式 ‘自愿’以工抵债的现象仍十分普遍。乾隆年间，竟有人以雇工抵债达六十 年之久。也有的因未能及时清偿债务，牵连家属准折为奴。这些虽为法律所禁止，但却得到官府 的默认。”④ 这是因为，倘若债权人在设立主债之前，明知自己的请求得不到满足，通常也不愿 意使某种主债得到成立; 但债务人为了使主债能够尽快成立，往往主动提出设立债的担保，以满 足债权人的请求。因此，债的担保，主要是为债权人单方面的利益设立的。 

       二是万一借款人的全部动产仍不够抵偿欠款，则以担保人的资产作抵。前已讲过，在民间契 约关系中，自汉代就有保人担保，及至唐代保人已很普遍。根据霍存福先生统计，唐五代时期 ( 包括吐蕃占领敦煌时期) 的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在 76 件举契中，62 件具有保人代偿条款， 这样高的比例说明唐代民间借贷中提供保人担保并要求保人作为债务人承担代偿责任，是当时的 常态。⑤ 

       唐中叶前，担保人往往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这时均田制度尚能维持，贫富分化情况不明 显，因而利用传统的家族关系保证借款人还债的反映。唐中叶后，随着均田制的瓦解，贫富分化 明显，再继续利用家族关系维持信用放贷的进行，已难以为继，因此担保人不拘泥于家族成员， 也可以为邻居或上下游客户，或在交易活动中起说合作用的中间商———牙人，从而使得担保的执 行更有保证，这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信用放贷担保形式变化的影响。

       至于担保人的数量，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无明确规定。如乾封三年 ( 668) ，张善 熹向左氏借贷银钱贰拾文，月利率 10% ，规定由妻儿和保人共同承担担保责任: “身东西不在， 一仰妻儿保人上钱使了”，契尾也是由债务人张善熹之女如资和另一担保入高隆欢共同署名的。⑥ 而宋代的官方借贷曾要求必须有三个担保人，“市易旧法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

①  Collins，Ｒandall. 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 76． ②⑤ 霍存福: 《论中国古代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唐代法律与借贷契约的关系为中心》，载 《当代法学》 2005 年第 1 期。 ③谢深甫: 《庆元条法事类》卷八十 “出举债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902 页。 ④张晋藩: 《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60 页。 ⑥《吐鲁番出土文书》( 录文本) 第六册，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 422 － 423 页。

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① 最典型者如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规定，借青苗钱者须 “十户结保，如 至期不能偿还，又无灾荒，同保人均保”。② 

       考虑到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市场风险越来越大的情况，宋代还出现了专业的担保人———牙 人，这正是商品经济发展催生商业中介业务的反映。

        牙人主要经营田宅买卖或租赁、奴婢交易以及牲畜、茶叶等大宗货物交易的中介业务，同时 也兼营质押典当的中介、估价等业务。牙人不仅对典契的订立起见证作用，而且对交易本身负担 保责任，因此时人也有 “牙保”的说法。宋代法律规定，订立契约必须有牙保签字担保，发生 债务纠纷后，牙人也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如负责者逃，保人代偿。”③ 为了使牙人的担保更具 有可靠性，宋代甚至在牙人的田土上设立物的担保: “如本主并保人填纳不足者，勒之检估吏 人、牙人均补。”④ 这就使牙人由一般的保证担保过渡到第三人的抵押担保，虽加重了牙人的责 任，但也使担保更具真实性。 

        鉴于牙人在金融市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宋政府对牙人的从业资质提出了严苛的条件，“交 易牙人须交壮保三两名，及递相结保，各给木牌子随身别之。”⑤ 并制订了 “牙人付身牌约束” 法规，规定不得将未经印税物货交易; 买卖主当面自成交易者，牙人不得阻障; 不得高抬价例、 赊卖物货、拖延留滞; 客旅如自来体例，赊作限钱者，须分明立约，多召壮保，不管引惹词讼; 如遇有客旅欲作交易，先将此牌读示。宋代这些强化牙人管理的政策，对于规范市场秩序，保护 交易双方合法权益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为交易双方节省了为消除交易信息不对称而付出的高 昂成本，同时也为政府规范市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大大提高了政府监管市场的效率。 

        2. 为金融市场的社会化管理提供强大的伦理支持 

        道格拉斯·诺斯指出，随着建立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交易有关 的考核费用也越来越高，这就在制度、规则之外，提出了与突破家庭血缘关系限制的社会化管理 相适应的共同信仰问题。⑥ 

        与家族的管理一定建立在共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祖先崇拜不同，社会化管理一定是建立在共 同信仰基础上的偶像崇拜。在佛教推动下形成的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新价值观，依靠佛祖、太上老 君、关公、妈祖、观音菩萨等偶像崇拜的力量，以庙观为聚会场所，形成了自我约束、互相约束 的巨大力量降低交易成本，这就是唐中叶后民间结社盛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并定期 在 “神”的旗帜下聚会，以致出现 “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 “县县有文庙，村村有关帝 庙”现象的原因。 

          不仅如此，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新价值观还有助于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              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新价值观具有既出世又入世，既世俗又脱俗，强调 “以出世心作入世 行”、“出污泥而不染”的特点，表现在对财富的态度上，就是既要努力工作积累财富，“不得荒 思废业”，又反对沉溺于世俗生活，主张 “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 表现在对交易的态度上， 就是既主张 “诚实”、“不欺”，尊重交易伙伴，此乃释家众生平等的体现; 又主张当他人发生危 难时，要急公好义，仗义疏财，此乃菩萨情怀的体现。民国初年修 《婺源县志·义行》记载一 位晚清商人潘明铎云: “方某运茶，不得售，欲投申江自尽。铎照市价囤其茶，遣归。后寄番

①  司马光: 《涑水纪闻》卷一四。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九。 ③《宋刑统》卷二六 “杂律·受寄财产辄费用”，第 468 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六。 ⑤李元弼: 《作邑自篇》卷二 “处事”。 ⑥道格拉斯 . C. 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第 62 页。

售，余息银五万两，仍与方某。”无疑这有利于市场力量的勃兴和可持续发展，尤其有利于解决 市场失灵问题。 

        对市场主体而言，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新价值观促使各行业形成了各自的一套自我消化市场风 险，不仅开发市场，还要巩固培育市场，与市场共苦乐的习俗。比如，清代向账局借债即有 “三不还”之说，“未到任丁艰者不还，革职不还，身故不还”。显然，这种建立在市场主体基础 上的行业自律有利于债务人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对政府而言，唐中叶后市场配置资源取代家族配置资源的态势，推动政府从以前的压制市场 走向保护、支持市场，这从唐宋政府制定了大量的促进、保护市场发展的法规、法令中均可充分 反映出来。而佛教刺激下兴起的唐宋 “古文运动”，尤其是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新价值观，则使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深深植入士子的脑海之中，以 至于到宋代形成了政府主导，民间实施，以改良民生为目标的市场运作机制。这种政府和市场长 久分利合作的格局，突破了以往金融仅仅局促于民间的限制而上升为国家制度的层面，有利于解 决市场失灵，对促进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帮助极大。

        一方面，它使政府能够以制度化的方式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投入金融事业中去，诸如以推恩赏 格、免除科役、低税等方式鼓励富商进入金融市场，或者如王安石的青苗法那样由国家直接进入 金融市场，这有利于增加市场资金供应量和降低市场利率; 另一方面，当政府感到继续保护债权 人的利益不利于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时，也会果断进行干预。具体而言，一是对金融市场的利率 加以上限控制，不许利上加利，不许利息额超过本钱。例如，唐开元二十五年，政府规定，“每 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北宋太平兴国七年，政府又规定， “令富民出息 钱不得过倍称，违者没入之。”二是干脆宣布废取某些私人债务，这在宋代特别突出。例如，南 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 ( 1153) ， “诏民间所欠私债还利过本者，并一条依除放。”淳熙十六年 ( 1189) ，光宗 《登基赦》中又规定，“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① 

       当债权人和债务人发生纠纷时，政府则严厉禁止债权人强取债务人牲畜、田宅的行为，并严 禁以耕牛、人身抵偿债务。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 ( 1016) 诏: “民负息钱者，无得逼取其庄土、 牛畜以偿。”② 《庆元条法事类》卷八十杂门杂赦规定: “诸以有利债负，折当耕牛者，杖一百， 牛还主”，“诸以债负质当人口，杖一百，人放逐便，钱物不追，情重者奏裁。”③ 

        就唐宋以后的法律禁止债权人强取债务人牲畜、田宅的行为，以及严禁以耕牛、人身抵偿债 务的规定来看，很有近世社会 “有限责任”的色彩，尽管由于受到较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实际生活中双方通过契约形式 ‘自愿’以工抵债的现象仍十分普遍。乾隆年间，竟有人以雇工 抵债达六十年之久。也有的因未能及时清偿债务，牵连家属准折为奴。这些虽为法律所禁止，但 却得到官府的默认。”④ 但即使这样，唐宋以后的以工抵债和战国秦汉时期的债务奴隶也不可同 日而语，前者与债权人仅仅存在经济上的联系，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而后者作为债权人的奴 仆，与其存在着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唐宋以后的利率水平确是不断降低 的，以至从唐初的月利 5 分，走向明清的 3 分、2 分、1. 5 分，这使得借款人在还款之后还有较

①   基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考虑，政府也不轻易为之。南宋绍兴二十三年 ( 1153) ，宰执奏上书者言，“举债治 家若还本已足，利当尽放。”宋高宗则认为，“如此则上户不肯放债，反为细民之害。宜详细措置。”同年温 州布衣万春上言户部，“乞降民间有利债负还息与未还息，及本与未及本者并与除放。”户部认为，“坊廓乡 村贫民下户，遇有缺乏，全藉借贷以济食用。近来若一概并与三除放，深恐豪右之家日后不可生放，细民 缺乏。”只同意 “将民间所欠私债还利过本者并予条依除放”。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八，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甲辰，第 2012 页。 ③谢深甫: 《庆元条法事类》卷八十 “杂门杂赦”，第 902 页。 ④张晋藩: 《清代民法综论》，第 160 页。

多的剩余，因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能够进行扩大再生产，促进并保证了金融市场的可持续性 发展。 

        唐宋以后的政府上述干预市场的举措所以能够进行下去，是与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新伦理观的 广泛普及，形成了关心人、帮助人、扶危济弱的社会风气分不开的，它使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 有了相呼应的微观基础，这与战国秦汉时期自强不息有余，厚德载物不足的社会风气，使得政府 干预金融市场的政策总是受到民间或明或暗的抵抗，有着很大的不同。 

       尽管如此，明中叶前，民间的贷款方所用的都是自己的资金而非来自社会的资金，都是个人 放贷而非机构放贷。近代意义上的金融平台，在中国，直到明中叶后才出现。柯林斯说，自汉朝 末年开始，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儒教社会 ( Confucian society) ，不如说是一个佛教社会 ( Buddhist society) ，存在一个强大的佛教寺院资本主义 ( Buddhist monastic capitalism) ，寺院僧侣们在政治、 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① 诚哉斯言! 

三、小结 

       来自印度的寺院金融尽管在唐中叶后光辉不再，但在中国的金融发展史上，寺院作为一个大 规模的金融机构的出现，却是开先河的，功不可没。后世的本土民间金融正因为学习了它的依靠 宗教信仰建立商业信用的做法，才能够在依靠血缘和政府律法建立商业信用的基础上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由此迎来了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大发展。 

       寺院金融所以能在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上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是如谢和耐所说的，将来自 工商业发达国度———印度先进的商业理念以及商业组织形式，如典当，输入了农业发达的中国， 并在中国扎根发芽成长，起到了乱世中跨时间、空间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也是佛教短时间内 被社会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 二是将跨血缘、地缘，主张无限慈悲之心的宗教观念带到了中国， 对突破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宗族的限制，发展商品经济、金融市场很有作用。二者当 中，伦理作用的发挥更为久远，这就是为什么来自异域的寺院金融能够推动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原因。